一般地说，解析公司注册自然会增加股东的风险，抑制投资的积极性。例如，如果甲先生要投资开发矿产，但是目前他的主要资产都投资在一个全资电台公司里。如果他成立新的矿产公司，解析公司注册时法院会按企业整体责任规则将关联企业的资产汇总起来赔偿给其中某一个企业的债权人，那么甲先生就会因为开发矿产而使他包括电台在内的全部投资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放弃开发矿产的念头。这么说，解析注册会抑制股东的投资积极性和冒险精神。但是，如果开发矿产是高危行业，甲先生明知事故必然会发生而却没有准备好为应付事故所需要的充足的资金，解析注册是应该的。反过来，如果不是高危行业，甲先生无法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故，那么,公司注册就不会被解析。他是安全的。这么说来，解析注册仅仅抑制了不负责任的冒险，却没有阻碍正常的投资。诚如纽约出租车案中的反对意见所说的：“对涉及公益的公司的股东，当公司资金不足以清偿那些在其营业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赔偿责任的时候，就可以责成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股东个人承担责任。只有对那些收入微薄不足以购买超过法定最低要求的保险金额的公司，或者起初资金充足但是后来经营亏损的公司，才应当给予其股东以有限责任的保护。这样的判决不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它只阻挠本案中的这类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滥用有限责任的公司的成立。”也就是说，只要在适用解析公司注册时掌握好分寸，就不会影响正常的投资积极性，而只会抑制那些带有恶意的投资。
社会在发展，情势有变迁。现代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已经不限于像出租车案这样的个人，更多的是从事高危行业开发的一些大公司。大公司喜欢通过设立子公司将风险推给外部世界，让小的、资本不足的小公司去做污染严重的“肮脏”生意。这时解析子公司的注册，让母公司及其属下的其他公司去承担清除污染和赔偿损失的责任，是十分恰当的。并且在这种情形下，解析公司注册对于母公司的个人股东影响并不大。虽然他们承担的风险比子公司有注册保护时要大一些，但是也仅限于他们对母公司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所承担的依然是有限责任。况且，如果他们分散投资，这种风险会进一步缩小。
但是有人质疑解析公司注册，认为解析会使经济低效。波斯纳①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形：如果在一个产品的生产中有几个阶段，公司分别设立几个子公司令每个子公司负责一个阶段。出于规模效益等考虑，母公司对他们进行统一的指挥和资源调度，结果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一旦发生问题，子公司的注册可能被解析，整个集团公司的财产可能被合并起来进行赔偿。可是如果这些子公司没有共同的母公司，并为不同的所有者拥有，因而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因统筹兼顾而产生的规模效益。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们各自独立，不会合并财产进行赔偿。于是，解析公司注册的结果是惩罚了高效率，保护了低效率。还有，如果在这种集团公司内部各子公司的生意紧密相连(如上例中生产同一个产品)的情形下需要解析注册，那么在子公司的生意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要不要解析呢?
波斯纳进一步指出，在没有误导的情况下，限制关联企业的有限责任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还会增加他们的信息成本。例如，尽管A公司的债权人知道如果A公司支付不能，他还可以向B公司索偿，但也知道如果B公司支付不能，B公司的债权人也会想向A公司索偿。这样，A、B两家公司的债权人在放债前评估风险、决定收取多高的利率时都必须调查A和B两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交易费用增加了。况且，A和B的行业可能完全不同，使调查费用更高。
兰德司教授不同意波斯纳的观点，他认为把一个复杂的企业分成好几个公司无非是组建者为了自己的方便，并认为这样会使利润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利润来自哪一个公司、资金混用、财产界限的模糊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整个企业集团的总利润。所以兰德司认为应当责成关联企业集体承担责任。至于波斯纳所说的债权人的调查成本，兰德司认为那只针对合同的情形，忽略了侵权受害人是被迫交易的。
斯通教授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有限责任的副作用一般发生在资本不足的公司身上。值得担忧的不是支付不能的出租车公司，而是高危行业内危险产品的生产者。解析公司注册可以对这些人保持法律应有的威慑力，否则他们在计划投资时除了企业的支付能力之外就不需要担忧受到任何的惩罚了。当企业对刑事罚金、惩罚性罚款或者民事赔偿支付不能的时候，股东应当充当保证人，不是像合伙人那样的无限连带责任，而是按照他的投资份额按份负担。
我们国人学法往往更注重法律规则的含义，而较少思考规则背后的现实原因以及适用规则所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的后果，较少质疑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而这些地方正是发达国家的法学先进于我们的一个重要方面。上述波斯纳等人对解析规则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争论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拓宽我们的视野。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波斯纳的假设前提尚可商榷。他认为全功能企业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全功能也会影响专业化分工。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一件产品往往是由许多家企业生产的部件组装而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一般都缺乏竞争力。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有深切的体会，用增值税代替产品税就是一个明证。当年产品税按销售额征税，鼓励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企业；增值税按增值额征税，有利于专业化分工。例如，假定一个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或者流程，由甲、乙、丙三家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分别完成。甲企业完成第一阶段，每件产品的成本为100元，加工之后以130元的价格卖给乙，乙加工之后以170元的价格卖给丙，丙加工之后以200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另有一家全能厂囊括了全部三个阶段，即生产产品的成本是100元，加工完毕后卖给消费者的产成品的价格是200元。如果征收增值税，就只对甲增值的30元、乙增值的40元和丙增值的30元征税，课税对象为100元(30+40+30)。这和对全能厂增值的100元所征收的税是一样。但是如果换成产品税按销售价格征税，则同样一件最终产品，对甲、乙、丙三家专业化的企业按500元(130+170+200)的销售收入课税(实际上对最初的100元原料成本三次重复征税),对全能厂却按200元的销售收入课税，造成税负不公。如果甲、乙、丙三家企业合并成一家，可税收入又变成了200元。这种不公平的税负客观上鼓励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结构，不利于专业化协作。所以改革税制时将产品税改成了增值税，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分工和专业化。由此看来，解析公司注册(企业整体责任规则)也有鼓励专业化分工的作用。究竟是全能厂产生的规模效益好处大还是促进专业化分工产生的好处大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还有待于经济学上的实证数据的证明。波斯纳只论其一，不论其二，似乎也有失偏颇。
如果说解析注册在某些场合可能会产生弊端的话，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替代办法呢?要求公司特别是从事高危行业的公司购买高额的保险怎么样?或者像以前那样实行法定资本制，规定较高的注册资本额?要不要强制维持资本?不同行业的情况多种多样，就像不同的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各不相同，划一的规定会不会产生在有些行业内对受害人的保护过度而在另一些行业内又保护不足的现象?强制性的注册资本要求产生种种弊端，已如前述。强制性的保险要求会不会产生类似的弊端?此外，在实际操作中，公司购买的保险可能仍然不够，保险公司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拒绝支付或者无力支付(例如破产),某类侵权行为可能没有包括在保险合同中，等等。各种问题都会发生。如果成立一个调查、监督并适时修改这一保险要求的专门委员会，又可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如果找不到更好的、可供选择的替代办法，那只能说明解析注册是最佳的选择。
 
 
 

本文作者-滇创财务